不久前，全国56位两院院士联名向温家宝总理建议，从“十二五”开始，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研制我国自己的大洋深海钻探船、海底观测网络和深潜设备等一系列深海高新技术装置，总投入约100多亿元；国家“十二五”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已将深海工程装备技术列入重点优先发展领域，提出“自主掌握深海资源开发装备核心技术”的战略目标。

　　在近日由上海市科协主办，上海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筹）与上海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共同承办的2010年“上海——从长江口走向深海”海洋主题活动中，上海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筹备组组长、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院士欣喜地表示：“自郑和下西洋开始的600多年来，中国还从未把海洋事业的地位提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同时，他也指出，科学和技术脱节、研发和产业脱节是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发展的致命弱点，一些具体环节的通畅遇到了科研体制的障碍。据悉，此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批复汪品先院士关于发展上海海洋科技的建言文件时，也曾表示，当前发展海洋科技事业，可能最需要的是体制创新。

　　非技术问题耗费了“蛟龙”人大量精力

　　何谓“科研体制障碍”，又何谓“体制创新”？在此次主题活动中，中船重工第702研究所副所长、“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第一副总设计师、总体与集成课题负责人崔维成研究员举例说，“蛟龙”号从1992年起立项论证到今年首次投入3000米级海试，之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体会深刻的是：真正耽误时间的问题往往不是技术难题，而是类似为了一些部件的入关免税而办理繁冗手续之类的非技术问题。应对这些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引起的问题耗费了项目人员大量的精力。

　　“从一个样机到成熟的产品，可以说，样机只走了前面1/3左右的路程，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在人们往往以为样机造出来了，就等于把技术突破了。7000米载人潜器在2009年以前的状态跟现在达到的状态相差很远。在海试中，我们发现有很多问题，再根据这些问题对系统作了很大的改进。这些作改进的经费由谁来出？这在原来的科研体制里面是没有涉及的，但如果海试缺少经费，我们可能永远拿不出一个成熟的产品来。下一次谁用它谁倒霉。”崔维成颇有些诙谐地说。他因此特别提到了现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上海籍科学家丁抗在载人潜水器关键技术改进与3000米级海试研究过程中所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从去年10月潜器完成1000米级海试到今年3000米级海试顺利出航，都离不开他的大力支持。

　　崔维成介绍，由于7000米载人潜水器在2002年作为“十五”863计划重大专项启动时，国内深海装备加工制造能力的限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上有部分设备引进自国外。据统计，从部件数量的比例上来说，“蛟龙”号国产化率为58.6%；从所花费的经费计算，“蛟龙”号国产化率则为百分之四十几。如钛合金小球、耐压罐、框架的加工、浮力块的加工和粘结等技术水平现在国内都已有能力达到，潜水器的稳定翼、轻外壳、舾装系统、推进系统和水声通信机大深度无指向性换能器等部件也已实现国产化。在为4500米级海试系统所作的准备中，研究人员正争取通过自主创新研制低噪声桨，降低从前需从美国定制的推进器的噪音；过去需要从俄罗斯进口的超高压海水泵现也已委托两家国内单位同时研制备件。

　　“总体说来，只要国家再有一定的国产化投入，即使国外不再卖给我们任何部件，我们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也完全可以使用国内的产品，没有任何“卡脖子”的设备会影响到它今后的应用。”崔维成乐观地预计。

　　“海派”应尝试在严谨中开辟机动

　　但是，崔维成也坦言，还有包括潜器载人球加工制造、打压验收在内的一些的核心技术我国目前尚在攻关阶段。由玻璃微珠和环氧树脂混合制成的浮力块中，玻璃微珠的加工工艺国内还未解决。原则上说，要有几个不同规格的玻璃微珠匹配着使用，同时较少使用环氧树脂才好，那样，浮力块的密度越降低，浮力也就越强。但现在，美国只肯卖给我国一种规格的玻璃微珠，因而，相关工艺也需要国内研究人员继续攻克。

　　另外，一些看似普通的部件，为保证它们能够在深水中长期、安全地使用，对其材料、结构的防水、防腐蚀、防附着、耐压、抗拖拉、抗冲击等性能都有较高的要求，短期内中国要完全依靠国内制造获得，看来也还存在困难。如：国产水下摄像系统会发出很多干扰信号，水下宽频地震仪（OBS）制造在国内还是空白……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许惠平教授以很简单的水密接插件举例：国内某研究所制造的水密接插件插头只能插拔二十几次，这意味着在实验室里用过几次后，到海里基本上就不敢动它了。而美国制造的就可以插拔上千次。如果买美国产的普通水密接插件，一个就要花费几千块，买一个可以直接在水下湿插拔的带电水密接插件要几十万，光、电都带的则要五、六十万。光是购买这样的接插件，就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而有些部件系统虽然国外能够提供产品，服务却很不尽人意，直接影响到我国深潜器整体研制的进展。比如：提供测深侧扫声纳换能器的美国Teledyne RDI公司由于人员组成仅夫妻两个加一个雇员，维修服务基本跟不上。事情中途卡壳的情况下，中科院声学所根据美国公司生产的浅水型号进行分析，才终于在模仿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该装置的大深度改造。

　　就这一问题，现场有专家指出，由于很多深海工程装备只需要少量制造，相关企业得在某一领域占到整个国际市场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才能生存下来。汪品先院士认为，这些企业不一定是规模很大的企业，甚至很可能就是像Teledyne RDI公司那样只有寥寥几个员工，但它们应该是高水平、高利润的。据他所知，在国外，许多海洋研究机构的周围有几百个这样的小公司，但像这类的企业目前在我国还不多见。政府如何推出一些智慧的政策来培育这类企业，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他表示，自己心目中的“海派”包含“灵活机动”的意思，历来有“海派”美誉的上海在科学与技术、研发与产业结合方面有责任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中国其它地区作出榜样。

　　另有听众提出，国产化设备在研制出来后，从原材料到零部件都需要经过海试的考验才能逐渐走向成熟。国外小企业制造的海洋工程装备之所以可能得到检验、继而进行改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外有提供相关机会的俱乐部。未来的上海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如果能成为一个具有俱乐部性质的产、学、研联盟和市场供、求双方的信息交流平台，会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